梵蒂岡與利瑪竇 400多年來的中國情結

十六世紀歐洲地理大發現與宗教改革交織的浪潮中，一位來自義大利、與教宗方濟各同屬天主教耶穌會的年輕傳教士——利瑪竇，踏上了萬里征途。他不僅將基督信仰帶入遙遠的東方，更以睿智與謙遜打開了中西文化對話的大門。

羅馬天主教教宗方濟各於上月底辭世，這位「人民的教宗」任內不斷打破常規，以捍衛弱勢族群及與傳統保守派對立的「激進領袖」形象著稱。1962→1965年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之後，羅馬天主教會有了較大改變，不僅開始重視與當代人對話，同時也較過去付諸實際行動參與世界整體性轉化。

耶穌會的體諒、理解與包容

方濟各強調仁慈，對於近年圍繞教會的性倫理與道德問題，並未採取非黑即白「罪」與「非罪」的明確界線，而是更傾向於體諒信徒的處境。除了對特定議題有堅定立場，方濟各鼓勵教會從聚焦於性與墮胎問題的「文化戰爭」之中抽身，將注意力轉移到其他面向，其「異中求同」（例如他曾親晤中華民國佛教會宗教與和平協進會代表團）、強調包容與理解的作法，雖引來保守派的不安與激進派「不夠大膽」的批評，卻讓人清楚見識到他面對與己不同的智慧，不由得想起與他同屬耶穌會、最早深入中國，且成功打進士大夫階層的歐洲傳教士利瑪竇（Matteo Ricci）。

今人或許難以想像，當年的利瑪竇達成了多項不可思議的不可能任務，不過只要造訪位於北京西城區、座落車公莊大街上的「利瑪竇墓園」，或許便能窺知一二。在中國歷史上，外國人要葬於京師極為罕見。利瑪竇於1610年逝世，明朝皇帝破例允許他葬於北京，這在當時具有極大的象徵意義，代表著官方對其人格與貢獻的高度肯定。這塊墓地後來甚至成為天主教傳教士的安葬之地，足見其地位崇高，顯示他不只是傳教士，更是一名傳播智識的文化使者。

他走過的路，打開的門

利瑪竇1552年出生於義大利中部馬切拉塔（Macerata）的一個貴族家庭，自幼聰慧好學，17歲進入羅馬耶穌會學院，師從著名學者克拉維烏斯（Christoph Clavius），精研數學、天文、地理與哲學。1577年，他志願赴遠東傳教，次年啟程，經由葡萄牙殖民地果阿（Goa）進入亞洲。

利瑪竇於1582年由澳門入境，先後居住於肇慶、韶州、南昌、南京等地，期間學習中文、熟讀儒經、與士人對話、並翻譯西書。他穿著儒生衣冠，自稱「西儒」，以博學、謙和的形象獲得許多士人尊敬。尤其在南京，他與李之藻、楊廷筠等人建立深厚關係，這些士人後來成為他能「舉薦入京」的重要橋梁。1601年，他以儒生之姿，帶著自鳴鐘、地球儀、天文儀器及精美畫作北上請求入京，這些被稱為「奇技淫巧」的器物正是打動京城要人的敲門磚。

當時深居內廷、沉迷道教與煉丹的萬曆皇帝，對政務冷淡，但對奇異器物非常感興趣。利瑪竇藉由太監與權臣的關係，成功將西方珍寶呈進內廷，其中又以自鳴鐘及西洋畫讓萬曆皇帝驚嘆不已，因此下令讓利瑪竇可以在北京居留，並可與欽天監等機構交流天文知識。表面上，他敲開的是紫禁城的大門，不過更加難能可貴的是，他成功撼動了中國知識分子與上層社會對西方世界的想像與理解。

天主教在中國

利瑪竇雖然為天主教成功打開中國這扇神祕大門，不過他並非第一位踏入中國領土的天主教傳教士。追溯天主教在中國的重點發展歷程，大致可分為唐、元、明末清初及鴉片戰爭之後四個時期。源自今日敘利亞一帶的「景教」，透過絲綢之路的商貿網絡於唐朝年間進入中國，被認為是最早將基督教義傳入中國的教派，不過因其教義強調基督的神性與人性分開，故在早期基督教歷史中引起爭議，並不被西方教會的主流教義體系所接受，不過，最終卻在東方落地生根。

根據史料，波斯人景教傳教士在635年來到中國，並在當時唐朝首都長安建立了教堂（當時稱為「波斯寺」），此與唐太宗李世民對外來宗教保持開放態度有關，同時奠定了景教此後曾一度流行於全國的輝煌局面，明熹宗年間出土的「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」即為確鑿證據。安史之亂後，唐朝對外來宗教的容忍度降低，景教的傳播才受到抑制而逐漸消失。1249年，教皇派遣方濟各會教士孟高維諾（Giovanni de Montecorvino）經由波斯及印度抵達元朝首都大都（今北京），不僅被認為是首位進入中國的天主教傳教士，也是教廷在中國任命的首位中國主教，在當時中國北方及東部地區取得了一定的傳播，不過他所打下的根基，之後卻隨著元朝覆亡而灰飛煙滅。

明末清初，天主教第三度傳入中國。葡萄牙人在明朝嘉靖年間開始在澳門定居與傳教，但傳教工作並不順利。1578年，耶穌會東方傳教區視察員范禮安（Alessandro Valignano）在澳門檢討傳教失敗的原因，歸結於傳教士對中國語言及文化一知半解，於是先後召來耶穌會傳教士羅明堅（Michele Ruggieri）與利瑪竇來到中國，後者因此成為第一位真正深入中國、成功打入士大夫階層，且為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打下堅實基礎的傳教士。

西學東漸的源頭，化異為同的第一人雖然身為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橋梁，但利瑪竇一路走來絕非平順。他初抵中國時，朝野上下對外來文化與宗教充滿戒心，他卻極富遠見地選擇了一條與眾不同的路：我不是來毀壞舊信仰的，而是來「與之對話」。相傳有官員問他：「你們國家如此遙遠，來此何意？」他笑道：「來教你們認識天主，也是來學習你們的智慧。」有別於早期殖民地式的灌輸，利瑪竇的中國情結始終立基於「適應政策」（accommodation）；他努力學習中文、穿儒服、尊孔子、講禮教，才逐漸贏得士大夫階層的信任，後來更把歐洲的地理、天文、數學、機械等知識介紹到中國，進一步受到深受士大夫與皇室推崇與重視。

這樣的策略，對今日的跨國企業及經理人來說稀鬆平常，但在16世紀，卻是大膽而創新的。他將基督教教義包裹於儒學語境之中，以「格物致知」、「至善之道」來詮釋西方神學，讓不少士大夫驚為天人。精通中文的他，親自撰寫多部漢語著作，如《天主實義》便是以用儒家術語解釋天主教義，促使宗教思想更易被理解與接受，並講解如何修正中國曆法與星象測算，這讓他進入官方學術圈，進一步鞏固在京地位。徐光啟後來更與其他耶穌會士合作，最終促成了中國曆法由「回歸年」改為更精準的「太陽年」計算方式，影響深遠。

儘管利瑪竇成功入京，他並未公開宣講基督教義，而是採取「精英佈道」的策略，藉由與當時的士大夫階層展開廣泛的對話，逐步影響他們的思想；其著作《畸人十篇》，便是他與10位士大夫的對話集。他也持續翻譯與編撰西學著作，同時設立學舍舉辦文化交流會談，打造「學術型教士」的人設，即使以今日眼光看來仍屬新潮且充滿見地。雖然未獲萬曆皇帝親自接見，但利瑪竇多次以皇帝的賞賜與物品供奉等方式，獲得朝廷默許與接納，不僅未曾下令驅逐，死後甚至還獲准安葬北京，以當時在中國的外國人及傳教士來說，實是前無古人的至高無上光榮。